一、慢性病是全局性的重大课题

慢性病（chronic diseases）就是病程较长、且一般来说进展较慢的一类疾病。其所包含的疾病主要有心血管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精神卫生问题、运动系统疾病、感觉器官疾病、口腔疾病和遗传疾患，等等^[1]。

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三组疾病中，传染病、营养不良性疾病与孕产期疾病属第一组，各种伤害属第三组，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则为第二组疾病。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定义为进行性的、不能自然痊愈及很少能够完全治愈的疾病。但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很多慢性病与传染病在病因学上存在一定关联（比如感染人乳头瘤病毒是发生宫颈癌的必要条件^[2]），因此不再强调“非传染性”，而直接称之为“慢性病”。

2O世纪后半叶全球最显著的疾病形势转变乃是慢性病的迅速上升，已成为世界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2005年死于慢性病的总人数约为3500万，占全球死亡总数的61%，是Ⅰ类疾病（包括传染病、孕母和围产期疾患以及营养不良）所致死亡人数的2倍^[1]。其中，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第一大死因（30%），它与癌症（13%）、慢性呼吸系统疾病（7%）和糖尿病（2%）所致死亡人数之和占了全部死亡人数的52%，是慢性病中最重要的四类疾病。

2000年中国慢性病死亡数将近600万。城市和农村慢性病死亡的比例高达85.3%和79.5%。即使在贫困地区，慢性病的死亡也是不容忽视的，许多贫困县也已达到60%^[3]。

     2007年，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四种慢性病在城市居民死因构成的28.52%,18.04%,16.29%,13.10%和农村居民的死因构成的24.8%，20.59%，17.24%，14.8%。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

慢性病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2009年2月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按病例数计算，调查地区的居民慢性病患病率20%，其中城市28.3%、农村17.1%。与2003年调查相比，患病率增加4.9个百分点，农村增加比例略高于城市。推算全国2008年慢性病总病例数达到2.6亿，比2003年增加了0.6亿^[5]。

当前，我国慢性病呈持续上升趋势，居民对卫生服务需求和卫生服务的利用随之持续增加，已经造成医疗费用过度增长，成为政府、社会和家庭的沉重负担。

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11289.5亿元（人均854.4元）：其中政府支出占20.4%，社会占34.5%，个人占45.2%^[4]。其中慢性病的总费用最高，在疾病成本中的比重最大（注：疾病成本含间接成本）。以2005年为例：2005年我国居民疾病的总成本是23606.4亿元，其中慢性病达14761.7亿元，占总成本的比重高达62.53%。

据WHO预测，2005-2015年，中国因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所致过早死亡引起的国民收入损失将累计达5580亿美元^[1]。

慢性病对于居民家庭来说，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2003年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和癌症住院患者的人均年住院费用是4000~10000元人民币 。这对于没有医疗保障的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家庭是非常沉重的开支，而且伴随着长期的精神压力，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此外，青壮年人口患慢性病，使家庭收入迅速减少，加重家庭的负担。

全球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是世界的三大发展趋势，这些深层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环境因素对慢性病的流行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慢性病高发的重要因素。

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6]。经济增长带来了医疗和卫生条件的大幅改善，带来了社会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营养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感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大幅下降，使慢性病的重要性相对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促使慢性病相关危险因素不断增加。例如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使食物供应不断丰富,人们偏离平衡膳食的食物消费行为亦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肉类和油脂消费的增加导致膳食脂肪供能比的快速上升；以及谷类食物消费明显下降；食盐摄入居高不下。

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数的比例由7%上升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是115年，加拿大是64年，我国只有27年。198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6%，而2000年已经上升到10.5%，多达1.29亿。。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必然使与老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慢性病患病率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而进一步上升。年龄每增加10岁，慢性病患病率增加50%以上。

从中长期看，慢性病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增无减。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及控制慢性病，人民健康将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势必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难以预计的负面影响。慢性病防治已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社会经济课题。

二、慢性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主要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是可以干预的

在个体层面上，年龄和遗传是不可改变的影响因素。但不合理膳食及过多的能量摄入、少体力活动、吸烟则是主要慢性病共有的、最重要的、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上述危险因素作用于个体，进一步发展为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和超重肥胖等。有效干预这三种危险因素可以预防80%的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40%的肿瘤^[1]。而令人担忧的是，主要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正在中国持续流行。

（1）吸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目前有3.5亿吸烟者，因此带来了5.4亿被动吸烟者。

（2）膳食不合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食物供应不断丰富,人们偏离平衡膳食的食物消费行为亦日益突出。肉类和油脂消费的增加导致膳食脂肪供能比的快速上升，以及谷类食物消费的明显下降。城市居民膳食脂肪供能比高达35.0%。另外作为我国传统的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高盐饮食的现象十分普遍。

（3）缺乏身体活动。2000年全国体质调研和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一致表明：我国居民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体育锻炼的比例不足1／3，以30-49 岁的中年人锻炼最少。

２．影响个体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外在因素不容忽视

个体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表面上是个人自由选择，但实际上是不同层面上的众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除了个体的遗传学素质、认知水平及心理特点，还有大量的外在影响因素在塑造个体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环境、场所环境、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宏观政策经济文化环境等。忽略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单纯依靠教育个体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预防策略，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将香烟、酒水和筵席作为待客之道，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许多职业的从业者膳食不合理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

此外，还有一些环境因素本身就可直接增加个体发生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空气和食品安全问题。

三、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在慢性病防治中的作用

健康促进一词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见于公共卫生文献，近10多年来才引起广泛的重视。1986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发表的《渥太华宪章》中指出的：“健康促进是促使人们提高、维护和改善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2005—2010年）》中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动员全社会和多部门的力量，营造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传播健康相关信息，提高人们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倡导有益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高的活动。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慢性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非常重要，这是慢性病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1.健康教育是对高危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主要途径

       Geoffrey Rose^[7]在其《预防医学策略》一书中提出的人群防治工作相关思想至今仍然适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预防医学策略可以分为高危预防策略和全人群预防策略两种，结合使用效果最佳。

高危预防策略对慢性病的高危人群进行干预，基本可分为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两种。针对吸烟、膳食和体力活动的生活方式干预主要是通过健康教育实现。健康教育是干预高危人群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

在实施针对高危人群生活方式的健康教育时，须辅之相应措施以提高效果。高危人群健康教育的研究显示，信息本身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很小；需要配上一些个体化的刺激、指导和持续的支持。这类干预多数情况下是鼓励高危个体改变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吸烟、膳食和锻炼等行为上与众不同。干预显效较慢，缺乏环境支持时更是难以长期坚持。一旦来自外界的正面的支持停止，相当一部分个体又会恢复其所在社会的“常态”行为，危险因素的改善很快消失殆尽，之前实现的疾病风险降低的收益也会随之而去^[8]。

       2.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是实现全人群健康的必然选择

多数常见慢性病患者出自数量庞大的低危人群，而不是少数的高危人群。人群中存在常见病是因为很多人都暴露于某些根本的原因。因此需要实施全人群策略，作为全面覆盖的慢性病防治方法。全人群策略的目标是通过改变人群广泛的暴露状况，实现整个人群暴露（如血压）分布向着疾病低风险的方向平移。全人群策略可以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每个人因预防而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但它给整个人群带来的累积收益非常可观。与此同时，整体分布的平移也将高危个体移出了危险带，这必然会使异常值的发生率（如高血压患病率）相应降低。全人群策略是实现全人群健康的必经之路，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成为必然的选择^[1]。

健康教育：通过健康教育鼓励或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算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做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在人群中慢性病相关知识的基础水平越低，健康教育项目的效果越好^[9]。

慢性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病。按Dever分类法，危险因素分为个人行为因素、环境因素、人类生物学因素和卫生保健因素四大类。慢性病尤以第一种为主。高脂高盐饮食、缺乏体育锻炼、心理负担过重、酗酒、吸烟等不良生活方式，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部分肿瘤，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病的最重要致病因素。健康教育可以在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群生活方式，增强人群对慢性病的自我保健能力。

在健康教育上，我国健康教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努力。卫生部于2008年1月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这一公告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基本技能三大方面，共66条，明确界定了现阶段我国公民应掌握的健康基本知识和技能。其中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是慢性病健康教育的密切相关。

由于信息本身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力度有限，而个人行为受到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健康教育应该和其他辅助和健康促进措施结合起来实施。在慢性病防治工作开展的早期阶段，如果公众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认识水平整体较差，开展健康教育尤其迫切。

       健康促进：健康促进就是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创造一个促进和维护健康的环境。慢性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加强健康促进工作，从深层次上推动整个人群行为规范的改变，创造能促进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环境，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人群慢性病问题。

健康促进是更深层次上的干预，需要借助一些政策、法律、经济、环境手段，从根本上去除阻碍个体采取健康行为的障碍，或控制来自各方的不利压力，为人群创造一个有利于健康的环境。

健康促进涉及的面更广，干预措施更具根本性。比如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场所内实行禁烟，划分吸烟区，提高烟草的税收，降低烟草产品的可及性等，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吸烟行为，改善人群吸烟状况。

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结合起来，作用十分显著。1992年-2000年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等协作的国家“八五”—“九五”攻关课题在脑卒中高发城市北京、上海、长沙3个市区约30万人群中开展社区综合性预防研究。经过9年的人群干预,证明了在人群中开展经常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同时实施积极控制高血压为主的干预措施，可明显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 ^[3]。

３．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现了慢性病防治综合策略与整合策略

WHO提出，慢性病防治应该采取“综合”与“整合”的方法。所谓“综合”（comprehensive），就是将针对整个人群的措施与针对高危个体或患者的措施结合起来。所谓“整合”（integrated），即针对多种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如吸烟、不合理膳食和少体力活动）采取措施，将针对多种不同疾病的治疗管理整合起来。

《渥太华宪章》在健康促进行动领域的5条策略：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提高烟草消费税等）、创造支持性环境（如通过增加修缮步行道及自行车道、开辟绿地、增加运动场馆的可及性、修缮高层建筑物的楼梯间，从而增加个体的体力活动水平）、强化社区行动、发展个人技能（如通过健康教育与培训，帮助人们减少危险行为，管理疾病）、调整卫生服务方向，正是综合策略与整合策略的具体落实。

４．低成本高效益的卫生战略

传统的专科服务对治疗单个慢性病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命有一定效果，但对改善全人口的慢性病状况来说费用极为昂贵，于国于民都无法负担。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为医改难题困扰不已。

全球卫生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2000 至2005 年间其占全球GDP 的份额由8% 增长至8.6%：除去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后，在五年时间内全球卫生总支出增加了35%[10]。而慢性病的病程长，预后差，医疗费用高昂。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新增大量资金投入专科服务来解决慢性病问题，根本不现实。

21世纪的医学模式正在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环境、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21世纪中国医学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实施前移战略和下移战略，落实模式转变和系统整合。前移战略包括2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前移即从以疾病为主导走向以健康为主导，二是经费投入前移即人口与卫生经费的投入必须有超前意识以保障人口与健康事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下移战略就是防治措施落实重心前移：把人口与健康的工作重点放到城乡社区，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前移战略实际上就是“治未病”，强调防患于未然。

对慢性病这样的生活方式病，实施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是一项成本低廉、效果较好的治未病的卫生战略。通过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改善不良行为方式，有效降低慢性病的发病，有利于促进医学“维护健康”的根本目的的实现，有利于医疗与卫生服务公平问题的解决。

对慢性病的健康促进和干预措施，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从1970年到2000年，仅在美国就使1400万人免于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而同一时期英国挽救了300万人^[11]。

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显示，每投入1元的资金进行包括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在内的社区高血压的综合防治，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费用8.59元，投资效益比是1：8.59^[12]。三、推动慢性病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工作思考

１．政府在健康促进事业的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就是卫生部门自己的事情。这是错误的。

从健康促进工作涉及的面来看，健康促进工作涵盖社会管理的多个部门，包括卫生、传播、教育、科研、立法、财政、社区建设，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协同一致，需要个人、家庭、社区和各种社会群体有组织地积极参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所需调动的政策与资源规模，已经超越了卫生行政部门本身。卫生行政部门作为政府内的一个责权有限的行政机构，不可能单独完成，必须由政府本身来主导。

从世界范围看，健康促进属于典型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WHO组织推行健康城市计划，在全球六大区都建有健康城市网络。以欧洲为例，从1987年启动至今，已有30多个国家的1200余城市加入到网络中来。健康城市计划旨在通过政治承诺、制度改革、能力建设、合作规划和革新项目等过程动员地方政府参与到健康的发展过程中来，从而促进综合的、系统的政策和规划。

根据《悉尼决议》^[13]，创建健康的环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 健康的生活环境：合理的城市规划，无烟，适宜户外步行、骑自行车和运动，没有污染的绿地，安全的社区；(2) 健康的食物：让所有人都能买得起、买得到健康的食品；(3) 健康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应以不损害人们健康为前提，促进个体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4) 健康的公共政策：形成促进健康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法律法规；(5) 健康的社会：解决健康公平性问题，关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

我国政府发布了《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2005—2010年）》（简称《纲要》）。《纲要》精神的落实程度最终取决于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整合资源的责任，既要积极组织和动员力量做好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工作，又要把健康促进和教育必须列入各个部门、各级决策者的视野，把健康促进作为各项决策的考虑因素，使其明确决策对居民健康的后果。

       地方政府主导健康促进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上海市政府制定预防和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中长期规划，成立了上海健康促进委员会，明确各委办局实施该规划中的职责，出台了《烟草有效销售》、《上海市全民健身条例》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办法，制定并实施了“公共营养策略”、“控制烟草”等一批项目，形成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综合预防控制格局^[14]。

       必须承认，当前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而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效益巨大但无法在短期内充分表现出来。这就使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如何克服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２．贯穿生命全程的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

       慢性病低龄化近些年来非常显著。2005年，全球所有慢性病死亡病例中，60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占了25%，在低、中收入国家这个比例更高。

       我国青少年糖、脂、盐的摄入量增加，而运动量却在减少，在18—44周岁区间的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仅占7.8%，而不锻炼的占到82.9%！相对比的是，6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较高，达到了41%。这直接导致许多青少年的肥胖。而肥胖会使心脏病、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的发病率大大增高。另外我国青少年的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分别为32.4%和11.5%，而且还在逐年上升^[15]。

       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这将意味着未来在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基础上，出现一个中青年人口的慢性病高发期，势必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隐患。由于青年群体在防病问题上一向不引人注意，容易被认为与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搭不上茬，常常成为慢性病防治的薄弱环节。

一些研究提示，胎儿及婴儿的发育状况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终生健康。早期生长发育与成人健康之间的强关联提示孕期和婴儿期的营养（或感染）可能极其重要。为了预防成年时期主要慢性病的发生，膳食营养的改善不能等到成年再开始，应从孕妇和婴幼儿抓起。

因此，慢性病的防治必须从生命早期开始进行，孕期、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贯穿整个生命进程。

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是人一生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要非常重视在这三个地方进行健康教育，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学校：学校在个体生活方式、态度和健康知识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要通过有效的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造福他们的一生。健康教育应与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相联系，教育内容要尽量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以增强教育效果。特别应引导学生辨别来自社会上的各种生活方式，增强生活方式上的是非观念。

工作场所：工作场所负有对其中的工作人员生活行为方式进行适度的干预的责任。特别是在不合理膳食、少体力活动、吸烟三个方面，工作场所有许多健康促进工作可做。比如职工伙食结构的合理化，增加体育活动空间与设备，划分吸烟区和减小香烟的可及性，提高职工对预防慢性病常识的知晓率等等。在具备基础条件之后，工作场所还可以开展更深层次的健康文化促进工作，使关爱健康、养成良好生活方式成为工作人员的自觉自愿。

社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范围比较集中于社区（农村），健康教育活动作为社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对退休后的老年人群体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慢性病的防治是老年人关注的热点，社区工作者应做好此类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3.重视流动人口的慢性病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

中国有多达1亿4千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通常称为“流动人口”）[16]，这个群体还在伴随城市化运动而扩大。现在流动人口的疾病谱以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为主。流动人口的职业病问题是卫生部门和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

这一个严重透支未来健康的庞大群体。流动人口年轻，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接触的风险因素多，基本生活条件较差，居住方式比较复杂。如吸烟、高盐高脂饮食、酗酒、心理负担过重等，同样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中。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平均文化更低，更缺乏最基本的健康常识，普遍忽视对自身健康的维护。

如不加控制，在未来15—20年后，流动人口（包括返乡后的人口）在慢性病方面的医疗费用必将是天文数字，将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巨大负担。

罹患常见慢性病住一次院，至少要花掉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1.5倍^[3]。特别是在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流动人口患慢性病返乡后会导致的严重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增强防病保健意识和对卫生知识需求的自觉性。

结语

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在我国人口众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面对慢性病的凶猛来势，必须实施中国医学发展的前移战略，防患于未然。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是革命传统法宝，也是我们推进慢性病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事业、应对中国慢性病挑战、保护人民健康的独特优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１］           吕筠，李立明，慢性病防治进展 《流行病学进展》（第12卷）. 2009，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           李力. 宫颈癌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06, 22(1): 13.

［３］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慢性病报告. http://www.chinacdc.net.cn/n272442/n272530/n272742/12559.html

［４］           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09）

［５］           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 http://www.gov.cn/gzdt/2009-02/27/content_1245006.htm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７］           Rose G. Rose’s Strateg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８］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uropean Collaborative Group. European collaborative trials of multifactorial preven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inal report on the 6-year results.   Lancet 1986: 869-872.

［９］           Schooler C, Farquhar JW, Fortmann SP, et al. Synthesis of findings and issues from community prevention trials. Annual Epidemiology 1997; 7(suppl): 54-68.

［１０］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http://www.who.int/whr/2008/zh/index.html

［１１］                           预防慢性疾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WHO网站http://www.who.int/chp/chronic_disease_report/part1/zh/index1.html

［１２］                           李立明，胡永华，曹卫华,等.原发性高血压的社区综合防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2002,34(5).

［１３］                           Oxford Health Alliance. The Sydney Resolution Healthy People in Healthy Places on a Healthy Planet. Available at:

［１４］                           郑莹,卢伟.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综合防治癌症.中国肿瘤,2005,14(5).

［１５］                           卫生部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 北京. 2008.

［１６］                           胡晓江等，中国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 21世纪中国与全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