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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风险沟通理念及实践
发布时间:2009/12/16  阅读次数:2031  字体大小: 【】 【】【

我国政府风险沟通理念及实践
——以卫生部应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为例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

【作者】
李杰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钱玲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马煜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葛红   山东省蓬莱市新港街道
  

【摘要】:本次甲型H1N1流感应对中,风险沟通作为一项重要理念贯穿疫情处置始终,做到了初期对公众情绪的科学疏导,由恐慌到渐趋常态,再到由平静到引起适当注意,实现了有利于疫情防控的有效管理。此次应对的信息发布中,将公众作为事件的共同应对者,使其掌握应对疫情必须的信息,做出有益于已的决定作为沟通目标。在信息发布上,制订预案,建立立体信息发布网络;采取赢得信任、双向对等沟通策略,进行愤怒管理与提前预警,在信息发布上注重信息突显策略等。
【关键词】:政府 风险沟通 甲型H1N1流感 策略 
  

【Abstract】:During the HIN1 pandemic case, risk communication has been confirmed as a guide throughout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reatment. The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the scientific leading of public emotion, from pani to calm and from calm to draw attention which help a lot to the epidemic control.During the information release, the government regard the public as cooperator and share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m to help the public make rational dicision.Before news release make a scheme in advance and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news release network..And take the strategys of gaining trust, two-way and peer to peer communication, managing outrage and pre-caution advocacy and making information outstanding, etc.
【Key words】: Government risk couumniction H1N1 flu strategy
  

一、                           风险沟通研究综述
风险沟通研究起源于国外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环境污染及各类健康问题的出现,特殊科学传播领域渐渐扩大并更加细分,如环境传播、健康传播、风险传播。风险传播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畴一经出现就与健康密切相关。我国自非典以来,对风险沟通研究的关注度极大提升,国内心理学、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者分别开展了相关研究,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实证性研究结果,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译介国外著作及实践验证为主的阶段。
(一)风险沟通的内涵
要了解风险沟通理念及其实践,必须先界定风险沟通的概念。“risk communication”一词在80年代中期出现在英文中,对它的界定最常见的有两个:1、“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传播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convey)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之所以将risk communication译为“风险沟通”而非“风险传播”,在于强调信息或意见的互动性以及沟通主体的参与性[1] 。
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风险沟通作过如下定义: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
M.Granger Morgan等在《Risk Communication— A Mental Models Approch》一书中认为:在所有的风险事件中,人们需要一套多变的认知的、社会的、情感的技能,以理解他们接收到的信息,破译与他们生活和社区的关系,向别人清楚说明他们的观点。风险沟通致力于提供外行人所需要的信息,以使他们对健康、安全、环境风险作出明智的、独立的判断。
200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官Roy Wadia的《公共卫生与风险沟通概述》中的定义为,是指政府和各行业与公众的合作与对话,风险沟通要解决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致人死亡的危险和令人恐慌的危险常常是截然不同的。他强调,风险的技术内涵—即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可能实际上与公众(和媒体)反应毫无关系,公众(和媒体)反应是风险对其造成的“不满”程度(如操纵、恐惧和信任等)的反映[2]。
2009年5月8日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健康教育和风险沟通会议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任学锋从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给出了风险沟通的定义:风险沟通是在疫情发生阶段,政府和新闻媒体两家作为主要的合作方,及时向公众、社会和利益相关者以及相关部门通报、传达有关疾病的流行情况,个人感染风险、预防措施、政府的相应行动信息并回答公众有关的疑问及问题,使公众能及时认识到疾病风险,防治知识并采取适当行动。强调政府和媒体的合作,另外强调及时传递相关疫情、措施、策略,包括公众的个人防治措施细节,而且回答公众的疑问和问题。
风险沟通与健康教育的关系是,风险沟通与健康教育是从不同视角审视同一问题的结果,健康教育更侧重日常的疾病风险的告知。两个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又互为因果。有效开展健康教育将有助于公众了解、认知风险,健康教育有时也是对风险的教育;风险沟通开展的同时,也是对公众健康教育的过程。但二者又不完全重合,风险沟通侧重于“风险”的告知与传播、认知,健康教育侧重于健康态度、行为的改变。
(二)国内风险沟通研究概况
国内风险沟通研究文章总体数量较少。使用维普资讯对1996年以来的中文期刊按“主题及关键词”搜索,其中“风险沟通”共19篇,“风险认知”共78篇,“风险传播”13篇。作者来自公共卫生领域、科技界、新闻传播学者等,发表刊物为科技类、公卫类期刊及新闻传播专业期刊等。风险沟通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刊登于新闻传播专业期刊的风险沟通专业文章尤其少,提示由于新闻传播专业人员的缺位,相关研究从数量到质量亟待提升。
较早的研究文章,如1996年谢晓非在《人类工效学》上发表的的《风险认知策略的操作化指标》。2003年非典以后,国内风险沟通研究文章增多,主要借助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理论为工具开展研究。心理学者认为,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本质上讲是一种通过沟通对公众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任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一定会影响到公众的心理,而公众的心理行为反过来又会对事件的发展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危机发生时期,相关政府部门尤其需要了解突发事件中的公众心理,并通过科学地发布风险信息来减轻和化解事件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3]。
国内公共卫生风险沟通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几个方面:媒介的风险沟通作用与机制(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2006);风险沟通渠道研究(谢晓非等,《怎样会让我们感觉更危险——风险沟通渠道分析》,2008)、科技风险认知研究(凌文辁方俐洛,《中、日、美三国科技风险认知的调查研究》, 2002),风险沟通案例研究(黄鲜华,《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信息沟通与协商民主——以“厦门PX事件”为例》;唐雪峰等,《四川省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事件处置风险沟通评析》,2008)等。风险认知差异研究(吴宜蓁,《专家与民众:健康风险认知差距研究内涵检视》, 2007年)等。
(三)政府部门风险沟通实践
风险沟通理念在卫生行政机构的认识、实践与推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07年,卫生部与美国国家疾控中心新发突发传染病合作项目的内容之一,围绕风险沟通开展了教材编写及全国巡回培训,可以看作风险沟通理论在政府部门实践与应用的开始,经过一年余编撰形成《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与风险沟通》,笔者参与了“新闻发布”章节写作及系列培训授课。教材编写人员一经接触,就引起对“危机传播”、“风险沟通”概念的争论,有人认为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不过是认为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译法,危机传播更强调“危机”状态下的传播,风险沟通侧重于风险的预警。同年,卫生部在省级开展全国卫生管理人员新闻传播及媒体关系管理系列培训。
2008年4月,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了危机传播及风险沟通研讨会。此后,举办了一系列相关的培训活动。风险沟通理念指导新闻发布工作逐渐被认识,并用于指导卫生部新闻发布工作。2008年底卫生部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通知》,首次将“风险沟通”写入卫生部文件:“加强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要充分认识日常工作中的风险沟通和突发事件处理中的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实施,我国卫生新闻发布机制进一步完善。31个内地省、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省级发言人,各地尤其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新闻发布机制逐步建立,定期不定期发布卫生工作新闻信息。及时、公开、透明成为常态,突发事件发生后“是否发布”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面临的沟通关键词转向“如何发布”上来,信息发布重心也由“危机传播”逐步向“风险沟通”转移。
2009年5月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编印发的内部资料《卫生新闻宣传工作手册》(第三版)中,有专门内容介绍风险沟通基础理论。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应对工作是非典以来,以风险沟通理念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典型案例,对其开展回观、反思和分析,有助于为未来的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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