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促进健康工作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陶茂萱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公共卫生工作领域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疾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在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伤害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精神卫生、妇幼卫生、食品与环境卫生、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具有公认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并且最为经济和有效，因而是加强全国卫生服务工作，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必然选择。

1．目前的主要健康问题

1．1各种疾病构成对健康的主要威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人口素质在近些年来得以显著的提升，尤其是在近几年间，城乡居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2005年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3.0岁，2007年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¹分别为15.3‰和36.6/10万(图１，２)，这几个公认的健康评价指标的快速改善充分体现了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保障体系的有效性。但是，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许多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健康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民健康影响的双重挑战。尽管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明确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图1　婴儿死亡率变化情况                                 图2　孕产妇死亡率变化情况

1．1．1 传染病预防控制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近20年来，我国传染病的总发病趋势虽然明显下降（图３），但近几年来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仍然对人民的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内，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病人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使现有的公共卫生和疾病救治体系面临着新的考验，同时也对国家健康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7年,我国大陆地区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为362.87/10万，死亡率为0.99/10万，较2006年相比分别上升了2.95%、20.91%。发病率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梅毒和淋病；病死率居前五位的是狂犬病、鼠疫、人禽流感、艾滋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图３　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１／１０万）变化情况

2003年暴发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经历了一次必要的考验。短时间内，感染病例累计达5327人，其中349人因此而丧生，病死率高达6.6%²。由于它来势迅猛，而且在短时间内缺乏有效的防控手段，至使社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让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其后，在全国范围内暴发的禽流感疫情及出现的人间感染，让公共安全体系经历了又一次考验。尽管禽流感疫情引发的人间感染病例不多（自2005年10月确诊第一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人至2008年2月，全国共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人26例，死亡18人），但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人群健康安全风险。

作为世纪顽症的艾滋病，虽然其发病在全球并非名列前茅，但根据我国的人口学和社会特点,其发展趋势如不得到及时遏止,将对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艾滋病疫情评估显示，截至2007年10月底，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55～85)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8.5(8～9)万人；2007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因艾滋病死亡2万人；在新发感染者中，异性途径感染的比例上升为44.7%，已逐渐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全国艾滋病防控的形势仍然十分紧迫,在流行比较严重的地区,艾滋病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已经显现³。

此外，一些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已基本得到控制的传统传染病死灰复燃，提示已经构筑多年的人群免疫屏障应进一步加强。据卫生部公布的2006年数据，我国有肺结核病人约450万，发病数量高居传染病的首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150万，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 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而且每年还约有145万新发病例和13万人因结核病死亡，超过其他传染病死亡人数的总和。结核病的高发，持续地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另外，结核病在流动人口中的发病率也有逐年增高的趋势。据推算，广东省在现有的3 000万流动人口中，结核病的发病率约为50/10万，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发病率。近两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肺结核病例数逐年上升，年递增率高达10.7％。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大，并且缺乏必要的防病知识和足够的重视，也增加了其防治工作的难度。作为呼吸道传染病之一的麻疹，在1995年后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麻疹的发病率是近10年来的最高，2007年的麻疹发病病例数比2006年上升了8.88%，并时有暴发的疫情出现，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公共卫生领域继消灭脊髓灰质炎之后的又一重大挑战。

1．1．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快速升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文化与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膳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不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发病率迅速上升。据2007年资料显示⁴，我国慢性病人数达1.6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有1.3人患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15.1%，其中城市为23.9%、农村为12.0%。全国疾病监测系统资料表明，1991～2000年我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城市和农村慢性病死亡的比例高达85.3%和79.5%。据统计，2006年城市居民死亡率前五位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农村居民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病、心脏病、损伤和中毒(图4)。

图4 2006年城乡居民死亡率前5位死因

《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综合报告》显示，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18.8%。全国高血压患者达1.6亿，比1991年增加7 000多万，其中18～59岁的劳动力人口中有 1.1 亿人患病。全国估计有糖尿病患者2 346万人，空腹血糖受损者约1 715万人，而中老年人是糖尿病的主要受害人群。在大城市，18岁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高达6.1%，与1996年相比，6年时间内患病率上升40.0%。2002年，我国成人血脂异常总患病率为18.6%，患病人数达1.6 亿。目前，全国有近3亿人超重和肥胖，仅在1992年至2002年的10年间，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人数就增加了1亿， 因肥胖导致的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明显提高，并且，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城市儿童青少年的突出健康问题。

目前，慢性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从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我国由于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导致的国民经济损失将达到5580亿美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健康和社会劳动力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支出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1．1．3 心理卫生状况堪忧

随着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现代社会竞争压力的逐渐增大，心理因素诱发的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精神卫生问题作为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已为人们高度关注，国民精神健康状况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文明程度。

我国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约有1 600万人，还有约600万癫痫患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负担仍然继续增长，据推算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⁵。应当引起充分注意的是,我国大陆现有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3.4亿，其中约3 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全国22省市调查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97%，在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另外，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老年期精神疾病的防治随之成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如1999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调查显示， 65岁以上人口老年性痴呆患病率已分别达到3.86%和4.61%。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老年期精神疾病危害，对于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解决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卫生资源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⁶。

1．2 行为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

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生存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民族、经济、风俗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而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于个体或群体的健康将产生明显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一些过去存在的和新近形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研究提示，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卫生保健服务和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而后者对于健康影响的贡献约占60%。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生活意识和生活行为习惯。不良生活方式和有害健康的行为是诱发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甚至是精神疾病的主要因素。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和2005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与膳食不平衡和身体活动不足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威胁我国公民健康的突出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通讯工具的发达、各种工作工具的高度智能化，以及人们对于电视等现代化媒体传播方式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城市，人们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减少，运动量明显不足。由于机体长期缺乏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导致机体在功能和代谢系统等方面的不协调；由于社会文化发生改变、生活逐渐富裕和生活节奏加快等方面的改变，导致膳食营养摄入比例不合理，从而在部分个体因能量和营养素摄入失衡而引发了诸如肥胖和血脂异常等一系列影响健康的慢性疾患；由于吸烟（据2002年调查，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35.8%；现在约有3.5亿吸烟者，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可高达5.4亿）和过量饮酒等不良嗜好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相关疾病的患病风险。在各种不良生活方式的综合影响下，慢性疾患的发病率增高，对公众健康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质量，造成了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疾病负担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在控制了吸烟、不合理膳食和缺乏体力活动等危险因素之后，约80%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因此，改变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于提高个体和社会的健康水平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3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健康影响因素

除上述健康影响因素以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和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特征，其他多种因素也直接和间接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1．3．1 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和人口结构影响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2005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56亿（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人口数）⁷。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⁸，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口仍然将保持总体上升的趋势，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图5）。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老龄化进程很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图6）。

图5   未来我国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               图6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预测

人口抚养比预测

由于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的长期存在，将从多个方面影响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首先，庞大的人口压力对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面临更大的难度。其次，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庞大的老年群体面临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威胁，社会保障和卫生服务资源配比需求增大。再次，由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矛盾越来越突出，致使支持性健康环境的构建难度增加。    

1．3．2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日趋明显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６个城市的常驻人口数量已高达千万以上⁹。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3.9%。在城市总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亿，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以北京为例，截至2007年6月底，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 700万人，其中，北京市户籍人口为1 204万，流动人口为510万，后者约占总人口数的1/3。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常驻人口（图7），提示流动人口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

  由于城市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产生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健康影响问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城市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卫生资源的再配置、卫生服务的合理分布、疾病救治与卫生应急能力的提升等。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和人口稠密度增加，导致就业、交通和社会安全保障、生活废物处理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增加。如这些问题得不到充分改善，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另外，由于新增加的城市人口以迁移和流动人口为主，他们多生活于城市边缘地区，收入较低，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较差，而且具有文化层次较低、卫生保健意识相对淡薄、从事高健康风险职业的比例相对较大、健康医疗保险覆盖率较低等特点，因而需要更高的社会健康关注。

图7   北京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比较

1．3．3 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健康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为顺应国际市场需求，各国对发展策略和经济结构将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变。这种调整将促使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并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卫生保健而言，除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以外，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弱势群体，即那些已失去土地但又没有获得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失地农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些不良的健康影响因素在欠发达国家变得更加突出。一方面，高污染行业或企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剧了自然生存环境恶化；人员物资跨国界流动，导致传染性疾病传入或传出的危险性增大。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滞后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从而带来许多健康问题。例如，不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导致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全球化；城市居民高热、高脂饮食的摄入增加和速食产品的引入，导致营养结构不合理；人们在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心理负荷较大，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另外，由于各种现代家用化学品广泛进入城市和乡村生活，也增加了健康风险。

2．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有效应对我国健康问题的核心策略

目前，我国的健康保障系统面临着各种传染病传播和慢性非传染病发病增加的双重威胁，我国的卫生服务体系也正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大众对于社会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国家卫生总投入的增长速率和卫生服务体系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而，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卫生策略，对于有效利用卫生资源、保障人民健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曼谷宪章》（2005.8）指出，健康促进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功能，在防控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健康威胁的过程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健康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核心，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持续的政策倡导，而健康促进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健康促进通过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强化社区行动、进行健康知识传播和行为干预等多方面的工作，鼓励健康的行为，创造支持性环境，增强人们改进和处理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现代社会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的核心策略，是解决我国主要健康问题的最有效途经。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具有公认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并且最为经济和有效，因而是加强我国卫生工作、应对我国健康问题、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必然选择。

采用和重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可提高卫生投入的有效性，可以改善民众享有卫生资源的公平性。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达到10 488亿元，占GDP的4.82%。虽然投入总量较以前相比有明显增加，但在数量和比例上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¹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可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极大程度地改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可及性，缩小因贫富不均形成的健康差距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差距，使贫困地区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对高收入人群的健康投资，个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而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投资，社会效益高于个人效益，可以显著降低全社会的婴儿死亡率，提高全社会的人口预期寿命。有效的卫生资源分配政策应该可以同时达到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的双重目标，而对于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投入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¹¹。

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们的行为习惯密切相关。广泛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和技能，改变不卫生的行为习惯，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健康教育能够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有利于传染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对于控制疫情扩散、消除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主要靠预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通过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促进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推进健康政策的实施，创建支持性环境，将有效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是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公共卫生策略。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和其他卫生服务相比，具有成本低、收效好、普及性广、可及性高等特点。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讲，特别是对于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或防治办法的传染病和绝大多数慢性病来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疾病预防的一个主要策略，是推进人人享有健康权利的有效手段。

3．促进健康行动现状

3．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事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全国卫生工作面临着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我国当时面临着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挑战，与卫生服务所处的生物医学模式阶段相适应。我国卫生宣传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大力宣传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宣传卫生知识、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预防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其标志性的工作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多数省份（直辖市）相继成立了卫生宣传教育行政机构和卫生教育所（馆），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的爱国卫生运动。卫生宣传工作模式长期以来是我国健康教育的基本模式，“卫生宣传教育”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健康教育事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作为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要继续开展除害灭病的卫生教育，而且要针对各个重点人群和不同场所出现的新的卫生与健康问题进行干预，工作内容逐渐由卫生宣传教育向健康教育转型，基本工作模式由初期的传播与教育并重，逐渐转向开展科学化、规范化和系列化的健康教育。随着我国健康教育事业由卫生宣教进入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机构也在发生着变化。1984年9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卫生宣传教育协会健康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正式将“健康教育”这一概念用于组织机构的名称。继1986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健康教育所。同期，全国有6所医学院校先后设立了健康教育专业。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健康促进的先进理论模式引入我国，黄敬亨¹²首次结合我国的工作实践对健康促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健康促进是指以教育、组织、法律（政策）和经济等手段干预那些对健康有害的生活方式、行为和环境，以促进健康。”随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成为解决现代社会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的核心策略，我国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卫生知识传播和行为干预为内容的健康教育模式逐步转向以政策倡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广泛参与和创建支持性环境为策略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模式。主要工作内容也从传染病防控为主的单一健康教育，逐步转变为创建支持性环境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1998年，卫生部正式成立的健康教育处成为全国健康教育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各省市都分别建立了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至此，各级政府和部门团体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广大民众积极响应的促进健康新局面已初步形成。

3．2 正在实施的几项健康促进行动简介

3．2．1 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

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原名为“全国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简称“行动”）。由卫生部、全国爱卫会、农业部、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共九个部委联合开展。

“行动”工作从初创、品牌建设逐步走向科学规范化的管理模式，采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以及各种宣传画、折页、手册、“乡村金话筒”联播、“健康面对面乡村行”活动、文艺演出和送医、送药、送知识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喜闻乐见和卓有成效的农村健康教育活动，普及基本卫生科学知识，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2004年，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领导小组首批命名了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县（区）23个；2007年，又命名了第二批示范县（区）27个。对于激发各地开展“行动”工作的积极性，推动“行动”工作深入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共有1 362个县建立了行动机构,并开展了活动。

14年来，“行动”通过政府各部门的紧密合作，在农村实施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的策略，大力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倡导健康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行动”工作得到全国各级政府和专业机构的高度响应和赞誉，为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2．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促进行动

为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在全国启动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活动。卫生部2008年1月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作为推动“行动”的基础性文件，明确界定了提高健康素养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分为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个部分，以健康理念和行为为切入点，确定了66条可通过健康教育进行传播和干预、构建公众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其后，“行动”又编写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释义》、《健康66条》，对于《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使“行动”的可实施性进一步加强。

“行动” 于2008年5 月12日在全国正式启动，卫生部成立了“行动”领导小组，并组成以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健康促进与教育处为主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为技术支撑的“行动”办公室。“行动”制定了明确的行动方案和计划，在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基础上，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基线调查、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并将按照“行动”方案，组织多部门力量实施中期和终期督导检查。

3．2．3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是卫生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起并在全国范围实施的一项全民行动。卫生部成立了以部长为首的“行动”领导小组，并成立了以卫生部疾病控制局慢病处为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处、健康教育所和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为技术支撑的“行动”办公室。

“行动”旨在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行为能力，有效控制主要慢性疾病危害及危险因素。通过这个行动，号召全国人民通过不断强化健康意识，长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而不断提高健康素质和文明素质。

“行动”于2007年9月1日正式启动，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主题，以倡导居民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入点，推出合理膳食和身体活动的指导工具，设计与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简便易行、能长期坚持、效果明显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方案，推广“健康一二一” 的健康理念，即“每日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健康一辈子”。

由于“行动”设计方案简便易行，贴近百姓，所以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省份启动了“行动”。

3．2．4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活动

1989年10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始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活动，并同时公布了国家卫生城市检查、考核标准。

2005年8月，国家爱卫办又对标准及其考核命名办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新的《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国家卫生城市考核鉴定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新标准共分为9个部分，包括：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场所和生活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病媒生物防制、社区和单位卫生。新的标准注重健康支持环境的建立和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充分体现了健康促进的理念和策略在城市中的运用。

到目前为止，共有79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18个市区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区”。已命名的国家卫生城市覆盖16个省、自治区，国家卫生区覆盖4个直辖市¹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引导和激发了全国各城市改善城市自然和卫生环境、提供优质卫生服务并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生存空间的积极性，促进了城市市政和卫生管理系统的效率提高和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3．2．5 WHO健康城市创建活动

创建健康城市是WHO的一项重要策略，WHO欧洲办事处在1985～1986年间发起了一场称为“健康城市规划”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整套方法，以便在城市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使所有人能够享有健康的生活。1986年，WHO正式启动城市健康促进计划，实施区域的“健康城市项目”。提出健康城市应该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发展的一个整体，应该能改善其环境，扩大其资源，使城市居民能相互支持，以发挥巨大的潜能。”其后，全球许多大城市纷纷响应，逐渐形成了一场全球各大城市创办健康城市的国际性活动¹⁵。

1994年，北京市东城区和上海市嘉定区在卫生部和WHO的支持下率先启动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正式参与世界性的健康城市规划活动。目前，由WHO及国家卫生部正式批准加入该项目试点工作的城市和地区有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海南省海口市、江苏省苏州市、辽宁省大连市、重庆市渝中区和河北省保定市等。创建健康城市，形成支持性健康环境，这一理念在国内得到了许多大城市的认同和积极响应。

3．2．6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健康教育

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以来形成4种主要工作模式：（1）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动力，以达到卫生城市检查标准为目标，由政府领导，各级行政、业务机构共同实施；（2）建立慢病综合干预示范社区，以项目实施带动健康教育；（3）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主体，与社区相配合，以多种健康传播方式开展健康教育。（4）作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主体实施健康教育。其中，第四种模式应当是将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健康教育工作主体和发展方向。

近年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迅速发展，健康教育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愈来愈得到广大卫生工作人员和居民的高度重视¹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和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指导下，使社区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成为健康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实践者，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的一个发展大趋向。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大连等城市，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与当地社区合作，以社区诊断为基础，慢病综合防治为突破口，针对患者及社区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开始形成社区健康促进的雏形。并且，这也将成为社区健康教育的发展方向。

3．2．7 控烟与健康教育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控烟工作，于2003年11月10日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2005年10月13日，我国政府举行了履行《公约》启动仪式；2006年1月9日，《公约》在我国生效。为切实有效地履行《公约》，2006年10月，卫生部成立了履行《公约》领导小组，并设立履行《公约》领导小组办公室。受国务院委托，卫生部正着手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至此，控烟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我国进入正式履约阶段，再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控烟热潮¹⁷。

为在全国创建控烟的支持性环境，提高地方对《公约》的履行能力，促进地方控烟活动的有效执行，2006年及2007年在中央补助地方项目中设立控烟专项经费，在全国加强控烟网络能力建设，重点对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场、公共交通等候室等公共场所开展控烟的监测及干预。全国各级政府按照卫生部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围绕吸烟有害健康的健康教育力度，在全国上下围绕控烟工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与行为干预，一个拒绝烟草危害的可喜氛围已经初步形成。

截止2006年10月底，全国各地先后有154个地区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政府2008年4月召开了“在北京市餐饮业开展控烟行动”启动会，北京市卫生局、商务局、旅游局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餐饮业全面开展控烟活动，奥运签约饭店、奥运场馆及奥运村的餐厅在2008年6月前要达到全面禁烟，各大、中型餐饮经营场所提倡全面禁烟。2008年5月1日，《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开始实施。《规定》的实施，得到了北京市民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肯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3．2．8 艾滋病防控工作中的健康教育

随着1984年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我国出现，政府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就予以了高度的重视。1986年，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专门小组，并颁布了《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2004年2月，国家成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家机关23个部门和7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工作机制和工作队伍，为制定艾滋病防治规划及有关政策措施和开展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督导检查，建立了有力的管理和协调保障机制。2006年初，国务院颁布《艾滋病防治条例》，强调了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责任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权利和义务，为有效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

目前，全国艾滋病防控工作正在稳步开展，艾滋病防控的健康教育工作向127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以外的全国范围拓展。结合艾滋病防治的特点，加大健康教育力度，通过人际与媒体等各种传播方式，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使民众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努力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通过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有关艾滋病防控的科学知识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

4．我国促进健康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工作重点展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突显。例如，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区性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经济系统不完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又背负着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等人口问题的包袱。在这一时期内，社会人群的健康需求必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反映出来。健康的需求增长形成了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挑战，而满足这种健康需求增长的过程又促进了社会健康保障系统的完善和发展。

4．1 我国促进健康工作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

作为政府的责任，在现有的经济状况下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应注重3个方面的工作：

4.1.1 加强和完善有效的社会卫生服务系统

社会卫生服务系统的完善是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包含的内容广泛，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形式之一。而社区卫生服务系统作为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延展和网底，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通过加强即可明显收到成效的部分。社区卫生服务系统通过提供综合性的卫生服务，包括预防（计划免疫）、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可让最广大的民众直接受益，同时，又最能体现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对民众健康权利的尊重。

4.1.2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支持性环境

健康支持性环境是可以“提供居民免于遭受健康威胁，及使其可发挥他们的能力与增进健康的自主性环境（WHO 1991）”。因此，支持性环境指所居住的市区、家庭、工作场所及休闲娱乐设施等，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既能从中获得健康资源,又能获得增进健康的机会。健康支持性环境首先包括有利于健康的自然生活环境，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生活饮用水和足够的生活空间等等；其次包括可增进健康的社会环境，如基于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政策、卫生服务系统、社会间多部门的合作和社区的广泛参与等。健康的自然生活环境的形成与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规划行为加以促进；健康的社会环境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只要各级政府对健康支持性环境的构建予以充分的重视，健康的社会环境即可以渐次形成并不断发展。

4.1.3 加强和依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在各领域的实施

社会卫生服务和健康支持性环境是保障全民健康的基础，而有效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则是在此基础上最具公平性和可及性的健康策略和手段。

目前，由于在思维方式上受多年卫生宣传模式的影响，工作模式受到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制约，我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现状与社会的健康需求尚不完全适应。主要反映在下述几个方面：

（1）政府对健康促进策略实施的主导力度和部门间协调合作机制均有待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行政主管部门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需要提升，使其具有协调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参与健康促进的职能和力度。

（2）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健康促进策略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需充分理解健康促进是一项长远的策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具有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通常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显现出来，需要将其列入发展规划，长期持久地开展。

（3）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经费投入比例过小，广泛展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

（4）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工作人员能力不足，需要建立系统的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训机制。

（5）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缺乏完善的评估系统，缺乏对其促进健康效果的量化评价，从而影响了社会对健康教育的认同度。

（6）社会与广大民众中普遍存在着重医疗救治、轻健康教育；重寻医问药，轻健康行为改变的现象。

凡上述种种，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的有效实施。

4.2 当前我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的重点

就政府层面而言，首先应当加强各级政府对民众健康的重视程度。各级政府应明确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系统中的核心作用，建立提升健康水平的长期发展观点。提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切实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责任者的跨部门协调能力和合作能力。其次，强调卫生服务工作的公益性质，加大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经费投入，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列入政府长期工作规划，以确保其可持续性。

就健康教育专业部门和健康教育工作者而言，首先，应加强领导层的动员，切实体现政府在健康促进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加强社会动员，使全社会明确健康教育是社会各界的责任与义务，号召全社会关注健康教育。再次，适应社会发展、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改变，转变健康促进工作模式。将健康教育的重点由传染病防控的知识传播与干预,转变到促进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和慢性病防控上来。以提高全民健康素质为出发点，结合现阶段社会健康需求，加强以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和慢性病防控为主要任务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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